在公立学校，闪光的永远是塔尖的孩子，像我家老大这样的孩子是陪着那些塔尖的孩子在走。如果孩子还在公立学校，我是后面慢慢推的那个人，怕推错，会害怕，不推会着急，即便勉强自己不在意，我也不会舒服，做不到坦然面对。在国际学校，他可以慢慢成长，发掘出自己的闪光点。这里的环境让我做到放手，让孩子自己选择，即使选择错了，也是经历和收获。我学会了往后退，退了好几步，从领路人变成了陪伴者。

口述/霖霏

记者/李翊

霖霏一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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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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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家老大性格温和，不调皮，和很多淘气的男孩比，属于比较遵守规则的。一年级到四年级，他在班里成绩中等偏上，各方面不拔尖，随大溜儿，是那种既不得老师宠爱也不会让老师头疼的孩子。

孩子刚上小学的时候，我有心理落差。因为孩子小时候上的是私立幼儿园，老师跟家长基本是一对一的交流，沟通比较多。但是到了公立小学，这种沟通很少，只是偶尔老师会说一两句，孩子不好好听讲啊，或者作业没写好之类。我想知道孩子在学校怎么样，但又不好意思总问。开家长会，基本是老师在上面宣讲，家长们在下面被动地听，大多数时候都是在宣传推广学校，能被老师提到的孩子，要么是成绩最好的乖宝宝，要么是调皮捣蛋的熊孩子。

前面四年就这么平常地过了，变化发生在老大10岁那年。因为带老二，我从外企辞职，成了全职妈妈，看了不少关于少儿教育的书。我了解到，10岁是孩子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年龄段，他即将进入青春期，这个时候他的自我意识会突然增强。正好老大四年级的时候换了班主任，他放学回家的时候偶尔会说，老师不公平，偏袒女生：“为什么站队的时候男生站在阳光下，女生可以站在阴凉地里？为什么男生一个人违反了纪律，所有人都要罚站，女生就不用？”老师在课堂上对一些同学的负面评价，也让他看不惯，觉得老师不尊重人。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，我也没放在心上。

然后，发生了两件让我对老大刮目相看的事情。学校要增加一节作文课，每周五下午请外面的老师来专门讲作文，给家长的信里说是自愿报名（实际是要求全部参加）。我觉得孩子的作文还不错，而且以前学习的课程里就有关于作文的，在征询孩子的意见后，我们没有报名。没多久，我接到老师的电话，“就你家孩子没报名了，那我们上作文课的时候他去哪儿呢？上我办公室写作业还是怎么样？”我赶紧给孩子报了名，回家问儿子，他特别坚持，认为不需要报，他可以一个人去办公室写作业。

第二天我跟老公接老大放学，我在车里等着，老公去接孩子，等了好半天，才看到两人出来，老公怒气冲冲，孩子哭哭啼啼的。原来老大班上有个同学老打喷嚏、咳嗽，频率很高，老师觉得他是故意的，让同学们举手表决，其他人都举手了，只有我儿子没有。他有过敏性鼻炎，从自己的经历出发，他认为同学不是故意的所以没有举手。但是因为他跟那个同学是朋友，老师认为：那个孩子不咋地，你怎么能帮他说话呢？你这是立场不坚定。

这之后就到了万圣节，老师准备了一些和万圣节有关的东西放在讲台上，有学生好奇拿出来看，被老师发现了。为了惩罚学生，老师采取了检举的方式：自己检举自己的，写字检讨；被别人检举的，写字检讨；被老师发现的，写字检讨。所有的检讨都要家长写评语。

老师的这种处理方式让我接受不了，但我又不敢得罪老师。就让孩子随便写了检查，老公随便写了评语，把这事应付了过去。

经历了这些事后，我曾经一度庆幸孩子没被学校洗脑，不人云亦云。但是后来才知道，他承受了很大的心理压力，他觉得委屈，但没人听，他也不愿意跟我们说。有一回老师给我打电话，说孩子哭了一节课。

到后来，老大变得圆滑了。有一次，学校让学生们填调查表，儿子跟我说：“妈妈，我现在明白了，如果要写名字，我就写假的。如果是匿名，我就写真的。你看，我有个同学就是因为写了真的，被老师叫出去挨批了。我对了吧？”

真正让我下决心要把他转到国际学校就读，是在孩子四年级升五年级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。

学校扩建新校区，8月底，新操场沥青还没铺完就搞开学典礼，晕了两个孩子。家长们都觉得刚建的校舍和操场有味，不同意在新教室上课。一部分家长（其中大部分来自我儿子的班级）联合起来，在教室里静坐示威，要求学校想办法解决。学校连夜出方案，撤掉了多功能教室，打通老师办公室改做教室，终于在9月1日开学的时候，孩子们都回到老教室上课了。

看起来，这是个比较完美的结果，大家各得其所。但是，这之后，我们这些参与过静坐的家长明显感觉到，班主任对我们的孩子态度不好，特别严厉，孩子们很委屈。教师节的时候，班主任给孩子们摊派任务：这几个孩子回家找家长做锦旗送学校；那几个孩子买花篮送校长；另外几个孩子买茶叶给老师敬茶。巧合的是，被摊派任务的孩子的家长都参与了静坐事件，我儿子被摊派的任务是买花篮。

家长们硬着头皮都照办了，但是心里特别纠结，觉得师生关系有些紧张。有几个家长联名给北京朝阳区教委写了匿名投诉信，看没反应，又给教委打了电话。上午打完电话，下午由教研组组长、心理老师组成的安抚小组就进班做工作，说是给学生做心理疏导，实际上都是在夸班主任怎么好，还许诺表现好的孩子有饮料喝。学校并没有召集家长开会沟通，缓和师生关系，反而是班主任私下挨个怀疑，到底是哪些孩子的家长写的匿名信。

这件事的正面效应是，本来学校计划“十一”国庆搬校，推迟到下个学期再搬。但是从我的角度而言，已经对公立学校这个教育体系失去了信任和信心。老大上五年级的第一个学期，我就想让他转学了。但是转学去哪儿呢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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压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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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时候，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：将来这个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？是像洗萝卜一样，洗得完全一样的人吗？既然孩子有自我思考的能力，是否能培养不一样的孩子？

真正开始看国际学校是在11月份，正巧身边有另一个孩子的家长已经了解了一圈，他的孩子因为不遵守纪律，要从北京人大附小转到国际学校去。三年前的国际学校还不像现在这么火热，他给我提供了很多信息，在此基础上我开始了解国际学校的运营、收费、报名情况，从四家国际学校里选了两家报名。

我们也有压力：不清楚孩子是否能适应一个全新的教育体系，因为一旦进入国际学校这个体系，就没法回头走“公立学校—高考”这条路了。我们也不知道自己能否适应新的家长群，我们还要盘算一下家庭的经济能力，一旦进了国际学校，每年十几万元的学杂费，能否支撑到孩子出国读大学？有统计数据表明，50%念国际学校的孩子所在家庭年收入达到百万。我们分析了一下，原来的计划是读国际高中，再出去读大学，这个计划风险很大，要经过小升初、中考两重考验，而且国际高中录取分数高，还不见得能考上。倒不如从小学直接走国际学校的路径。

国际学校的入学考试安排在第二年3月份，时间很紧张。我儿子有个优势，英语不错。他从学前班就开始学英语，因为奥数不灵，我们给他报了英语课外补习班，那时就寻思，考个英语高等级的证书对小升初或许能有帮助。考现在就读的国际学校IB部（InternationalBaccalaureate的简称，即国际大学准学士资格课程，是得到世界各地多所大学认可的入学资格课程）的时候，他正好考完剑桥英文五级，处在一个考试的状态。加上第一个国际学校没考上，压力大反而发挥得好，竟然有惊无险地考上了。

从原来的公立学校离开的时候，老师说，你家孩子抗挫折能力太差。我不认同，我觉得孩子爱哭不是因为挫折，而是因为委屈。孩子被尊重、被包容，抗挫折的能力才更强。

我所在的家长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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